包拯以廉洁著称，他执法严峻，不畏权贵。任监察御史及知谏院时，为肃正纲纪，惩处贪官赃吏，他弹劾贩卖私盐以牟取暴利的淮南转运按察使张可久、役使兵士为自己织造一千六百余匹驼毛缎子的汾州(今山西汾阳)知州任弁及监守自盗的仁宗亲信太监阎士良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弹劾王逵。王逵曾数任转运使，巧立名目盘剥百姓钱物。激起民变后，又派兵捕捉，滥用酷刑，惨遭其杀害者不计其数，因而民愤极大。但王逵与宰相陈执中、贾昌朝关系密切，又得宋仁宗青睐，故有恃无恐。为此，包拯连续七次上章弹劾，最后一次更直接指责仁宗说："今乃不恤人言，固用酷吏，于一王逵则幸矣，如一路不幸何！"其言激切刚直，朝野震动，舆论汹汹，朝廷终于罢免了王逵。
此外，包拯还弹劾过宰相宋庠、舒王赵元佑的女婿郭承佑和仁宗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等人。任御史中丞时，包拯又先后弹劾利用职权贱买富民邸舍的张方平及"在蜀燕饮过度"的宋祁，使朝廷罢免二人的三司使之职。由于包拯敢于弹劾权幸，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包弹"的谚语，世人凡见官吏"有玷缺者，必曰：'有包弹矣。''包弹'之语遂布天下"。
铜雕文化历史悠久，一旦确定了取向，艺术的发展便有道可循，人物铜雕铜雕文化主要是通过铜雕作品展示出来的，作品中的细节，都是体现艺术的一方面，传统的铜雕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好的方面吸取过来，把传统的产品打造成符合现代潮流的铜雕作品，其中本质的东西没什么改变，改变的是其中的理念和思想。
铜雕工艺品、艺术铜雕等等，都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不同的艺术风格背后其实是一种社会意识和主流价值博弈的结果。在古代，艺术工匠只有较低的社会地位，缺乏艺术创作上的话语权。这样的结果便造就了铜雕作品中的艺术内涵表达较多的依赖于社会主流艺术。也因为这样，不同时期的铜雕作品总是烙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所幸的是，在现代文明蓬勃发展的今天，公众的社会艺术感知力和艺术家们的创作自由度已经达到了很高的一个高度，并且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而这，也才符合社会意识发展的主流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