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以廉洁著称，他执法严峻，不畏权贵。任监察御史及知谏院时，为肃正纲纪，惩处贪官赃吏，他弹劾贩卖私盐以牟取暴利的淮南转运按察使张可久、役使兵士为自己织造一千六百余匹驼毛缎子的汾州(今山西汾阳)知州任弁及监守自盗的仁宗亲信太监阎士良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弹劾王逵。王逵曾数任转运使，巧立名目盘剥百姓钱物。激起民变后，又派兵捕捉，滥用酷刑，惨遭其杀害者不计其数，因而民愤极大。但王逵与宰相陈执中、贾昌朝关系密切，又得宋仁宗青睐，故有恃无恐。为此，包拯连续七次上章弹劾，最后一次更直接指责仁宗说："今乃不恤人言，固用酷吏，于一王逵则幸矣，如一路不幸何！"其言激切刚直，朝野震动，舆论汹汹，朝廷终于罢免了王逵。
此外，包拯还弹劾过宰相宋庠、舒王赵元佑的女婿郭承佑和仁宗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等人。任御史中丞时，包拯又先后弹劾利用职权贱买富民邸舍的张方平及"在蜀燕饮过度"的宋祁，使朝廷罢免二人的三司使之职。由于包拯敢于弹劾权幸，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包弹"的谚语，世人凡见官吏"有玷缺者，必曰：'有包弹矣。''包弹'之语遂布天下"。
对于有才干有政绩者，包拯则能秉公力荐，如杨邠、王鼎、王绰三人皆为范仲淹提拔的人才，曾分别担任江南东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和转运判官，因任内严惩贪赃枉法的官吏而有"江东三虎"之称。后受守旧权臣的忌恶，被降任知州，不得再任转运使等"监司"官。包拯虽由守旧派人物王拱辰荐为御史，却不为政派所囿，极力主张复用三人，终于使杨邠、王鼎、王绰先后又被起用为荆湖南路转运使、河北路提点刑狱、江西路提点刑狱。
铜雕让整个城市的文化和风景相互结合，赋予风景有特色的文化性，这是艺术的凝练，让更多的铜雕在城市中以不同的形式与场景相互结合，谱写出不同特色的城市文化。当我们走在城市中去欣赏城市文化的时候，这个时候铜雕更具有美感，更是形、美、场景三者结合富有特色的文化，对于城市铜雕发展而言是文化的传播，也是文化发展的蔓延，让城市以独特的魅力展现在大家面前。铜雕文化在城市的发展中，让铜雕的技术和艺术的完美结合，是城市文化更加精彩。铜雕的文化色彩让城市更加精彩。铜雕精神文化在城市中传播，是风格、色彩、精神文化的体现，是技术上升到艺术的阶段。
